【文/专栏作者 吉塞拉 塞尔纳达斯，译/ 刘啸云】

今年1月24日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。引人注目的是，继2020年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单方面决定退出拉共体后，时隔两年，巴西终于在本届峰会上宣告回归。新任巴西总统路易斯-伊纳西奥-卢拉-达席尔瓦与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 费尔南德斯举行了双边会谈，双方均有意启动拉美共同货币项目SUR（SUR，意为“南方”），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。

(资料图片)

这一提议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：SUR究竟是什么？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、面临怎样的挑战？它是否能取得成功？本文将对上述热门问题逐一做出回应。

SUR不会成为类欧元货币

SUR项目旨在以新的拉美共同货币替代美元，成为阿根廷与巴西（拉美三大经济体中的两个）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。两位总统称，这一货币起初将在阿根廷与巴西试用，未来还可能扩大至其他拉美国家。

相关提案尚未最终制定，但原则上，SUR不会像欧元那样取代成员国原本的货币，而是会成为“第三种货币”，用于替代美元，作为两国经济往来的结算货币。因此，SUR不会对两国各自的货币主权产生影响。

目前，SUR的发行机制尚未公开。对于（拉美国家的）政府而言，该项目是一个绝佳的契机——拉美可通过开发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的美元替代货币，更好地抵御商品价格波动和币值波动冲击。

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农业大国，土地极端集中，生产以大宗商品出口为导向，但绝大多数农民并未从出口中受益。相反，这些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波动会转嫁在地租上，使租种的农民深受其苦，因为地租的多少是由大宗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决定的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拉美的情形与传统的“荷兰病”不同（指一国，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，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。编者注）。在拉美，当新出口资源的发现、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暴涨及大量外汇流入等因素出现时，外汇会面临贬值。这时阿根廷的资本家就会大肆购入外汇，以推动本币贬值——尽管他们在不断买入美元、推动美元汇率上升之后，本有义务结清外汇流入。

由于阿根廷比索不稳，致使居民储蓄外汇的习惯盛行。为了遏制对外汇的旺盛需求，阿根廷政府2020年9月实施新政，对外汇购买的交易征收35%的附加税，并限制购汇额度。

然而，尽管中央银行在控制价值波动，并根据宏观经济预期针对不同用途（海外旅游、储蓄、大豆出口结算等）提供不同价格，仍有不同于中央银行的汇率的平行市场（相当于黑市，编者注）存在，该平行市场的汇率被资本家和媒体称为所谓“自由汇率”。这一平行市场的存在引发了混乱和通胀。就在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时，用于家庭储蓄的官方汇率（含税收）是1美元兑320比索；而在平行市场上，美元兑比索的汇率是380，比官方汇率高出18.75%。本币贬值和平行汇率也加速了通货膨胀。去年，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4.8%，严重影响了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生存能力，且导致政府对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投资减少。

因此，阿根廷政府应该考虑为SUR制定这样一种机制：该机制能够确保SUR的实际价值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，以免重蹈覆辙，再度陷入对美元的依赖，受制于资本家对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命脉的掌控。

SUR的使命

拉美的三大主要经济体分别为巴西、阿根廷和墨西哥。2021年，巴西GDP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GDP总额的29.6%，阿根廷占9%，价值分别为1.61万亿美元和4870亿美元。

巴西和阿根廷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近300亿美元，且具有不对称性：巴西对阿根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阿根廷对巴西的重要性。

在贸易方面，2021年，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16亿美元，这仅仅占据巴西国际贸易总额的4.3%；但对于阿根廷来说，巴西是第一大出口国，占总出口贸易额的15.1%，也是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国，阿根廷19.6%的进口商品来自巴西。阿根廷对巴西的双边贸易逆差已达到30亿美元。

对阿根廷而言，巴西是第一大出口国（图源：Encyclopedia Britannica）

在投资方面，巴西是阿根廷的第四大直接投资来源国，截至2021年，其累计投资金额为53.90亿美元（占总额的5.4%），仅次于美国（201.35亿美元）、西班牙（143.27亿美元）和荷兰（120.11亿美元）。而阿根廷对巴西的投资排名位列第五，为6.89亿美元，占该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.6%。相较于巴西累积逾5000亿美元（截至2021年）的海外直接投资，这一数额显得微不足道。

过去几十年间，阿根廷经济伴随着“走走停停”的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而增长。总体来说，阿根廷的生产结构中，一方面是出口部门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，出口贸易额中73%是农产品（2020年数据）；另一方面是工业和服务业部门，主要面向国内市场，该部门需要外汇来进口必要的资源或消费品。

留存外汇和投机性资本的部门，以及需要外汇进行生产经营的部门之间的斗争，加上国家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，导致外汇价格飙升，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。凡此种种成为经济增长的外部制约——阿根廷的GDP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，来自进口的增长就有3%。换言之，对进口的需求越大，GDP增长越高。这一点在阿根廷体现的尤其明显，因为阿根廷的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落后，不是主要的出口产品。

阿根廷比索的长期贬值、经常账户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通胀率导致局势动荡，扼杀了当地的技术发展能力，阻碍了投资，并严重影响了就业水平，而这又减少了国内消费，从而再次影响了投资。因此，经济增长受制于创汇能力，陷入“开始增长-停滞-再增长”的循环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家对外负债作为一种外汇流入形式，起到了暂缓压力的作用。然而，附加公共政策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的贷款，又加深阿根廷的危机：紧缩政策阻碍了经济复苏，利息支付的又使得外汇的需求量增加，而为了偿还债务所制订的国家政策又会遏制该国的发展。换言之，这正是所谓“债务陷阱”。